蒙古与韩国缘何如此亲密？

在我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同事前往乌兰巴托旅行，返回后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旅途的一项重要收获：与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握手合影。她在这次旅程中并不是唯一遇到韩国人的人。事实上，在乌兰巴托的街道上，她时常感到仿佛置身韩国。这种感受并非空穴来风，因韩国企业在蒙古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深度参与，使乌兰巴托的不少居民区与首尔的楼盘几乎一模一样。四处可见的韩国品牌主导了当地市场：便利店和超市大多是韩国品牌，街头不断传出K-pop的音乐；咖啡馆提供的多是韩式饮品，路边小摊贩则出售韩国热狗和炸鸡；在本地的餐饮评分平台上，前十名的餐厅几乎都是韩式料理；甚至有一条专门命名为“首尔街”的街道，上面写着的全是韩文，连警方使用的车也都是韩国制造的起亚车辆。2025年4月，韩国《中央日报》的记者在乌兰巴托街头感叹“这是乌兰巴托还是首尔”。根据数据显示，蒙古国的韩国CU便利店数量从467家激增至600家，而另一个韩国品牌GS25也达到了近300家。《中央日报》甚至创作了一个新词“Mongtan”，用以描述乌兰巴托某些区域浓厚的韩国气息。

然而，韩国在蒙古的影响力并非仅限于便利店的数量和韩剧的流行。蒙古年轻一代正在韩剧、韩国音乐、综艺节目及韩式消费文化中成长。在他们眼中，韩国不仅是一个娱乐的来源，更是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，甚至被视为现代化的示范。这样深厚的文化连接，并不仅仅是因为韩国自身的吸引力。蒙古人与韩国人之间的互动往往轻松愉快，甚至带有一种浪漫的色彩，而与其他邻国的交流则显得较为困难。要理解蒙古人对韩国的喜爱，首先需要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：蒙古人如何自我定义？

在2026年7月举行的那达慕节庆典上，骑马表演者高举韩国国旗，显示出一种文化认同。蒙古在庆祝这个拥有2235年历史的小国时，其总统呼日勒苏赫并未引用1911年、1921年或1990年的现代历史节点，而是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：2235年。这个数字与匈奴族有关，他在祝辞中提到：“源于高贵的匈奴帝国的蒙古那达慕，是我们国家制度和文化遗产的典范。”他满怀激情地描绘了祖先的辉煌：“我们的前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在亚洲中心建立国家，开创了王朝，世代传承了珍贵的文化，这是多么辉煌的历史。”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一盛大的历史叙事有着鲜明的外交背景。今年，韩国总统李在明及其夫妇应邀出席开幕式，而去年则有日本天皇夫妇在场聆听这段叙述。

根据近年来蒙古官方的历史叙事，公元前209年左右建立的匈奴帝国被视为蒙古高原上第一个国家政权，是今天蒙古国家的传统起点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的蒙古国实际存在了2235年。现代的蒙古民族和国家与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并无直接等同关系。许多学者对匈奴的族群构成、语言以及与后世的蒙古族关系有争议。根据目前研究，古代蒙古族群的核心成员是唐代居住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室韦部落，而这一部落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向西扩展，并与其他民族混居，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蒙古民族。

尽管学术界对历史的解释方式各有不同，蒙古官方却选择了另一种叙述方式。2235年并不是现代蒙古国的实际寿命，而是蒙古以此表明自己是个“古老国家”的想象方式。这反映出蒙古当下的历史自我认同是非常复杂的。作为一个仅有约350万人口的小国，蒙古国试图将匈奴、大蒙古国、成吉思汗、民族独立、社会主义制度及民主国家等不同的政治实体重新排列，形成一种连续而系统的“蒙古国家史”。历史学家们发现，现代蒙古民族的身份其实是在较近的历史中形成的，直到20世纪，民族国家的构建才重新将成吉思汗的血脉、蒙古的历史与现代的“民族”概念连接起来。后社会主义时期，蒙古民族主义开始重新强调历史的古老性和辉煌，并试图将蒙古国建构为“蒙古世界”的文化中心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蒙古民族主义关注的并不仅仅是“我们是谁”，更重要的是：谁有权定义蒙古的历史？